教育改革指向“跨学科”思维
当前,人们探索出了很多解决“单一学科”与“跨学科”这对矛盾的有效策略,如“做中学”、STEM、旅行课程等。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落实“跨学科”精神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一）家、校、社会全方位教育资源的综合
“举全国之力,聚全球之智”不应当局限于经济领域和制造业,而也应当在教育中让我们的孩子受益。我们不缺“打工人”,我们需要思想家,需要企业家,需要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我们需要开放的课程设计,如教育旅行课程、网络入驻课程、家长碎片课程等。这需要“举全国之力,聚全球之智”,这要求跨界(跨学科)的思维和视野。
（二）“线上”与“线下”教育的综合
这里说的“线上”,不是因为不能“线下”而改为“线上”的无奈之举。而是希望通过“线上”与“线下”的综合,联结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国家,不断扩大我们的教育资源“朋友圈”,共享全民智慧,乃至全球智慧。
我们身处全球化时代、知识时代、科技发展与信息时代,能切身感受到人类交往合作域的扩大。而经济成长既是人类交往合作域的扩大带来的影响,又进一步促进了人类交往合作域的扩大。所以,是人类交往合作域的扩大催生了当前的核心素养导向,而教育的一切改革,包括跨学科学习的提出,指向的都是学生的综合素养。
哈耶克在他的名著《致命的自负》中写道:“早期思想家……甚至亚里士多德这位相对而言较晚近的人物,也相信人类之间的秩序只能扩展到传令官声音所及的范围之内。”[8]因此,他们认为“一个拥有10万人的国家是不可能的”。而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数量已达2170.5万。正是由于狭小范围内的协作方式决定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决定了当时人们交往合作的规则、秩序、文化。著名记者周轶君说:世界观的匮乏,源于地理知识的匮乏。同样,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世界观由他所处的交往域的认知边界决定。重视“跨学科”,扩大学生交往域的广度和深度,是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必经之路。
教学需要付出“跨学科”行动
（一）允许学生的“跨学科”理解
与北京某教育集团创始人聊天,我问她在什么地方学的管理学、心理学,她说没有学过。我有些不相信:没有管理学、心理学的丰厚知识做底蕴,能把事业做这么大?她告诉我:就是看琼瑶小说看的。我更诧异了。她说:“别人看到的是卿卿我我,我看到的是对每个人物心理的揣摩。”这样一说,我就懂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每个人读书的收获都是个性化的,不会完全一致。如是,为什么学完课文要归并到统一的“主题思想”上来?如果要总结,那我并不反对,但不能牺牲学生的个性化理解。作者意图、文章中心思想,与个人的体会和感悟是不同的事情。
看到一个鸡蛋,你想到什么?或者说,你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一个饿汉子不会有其他想法,他一定会想到这个鸡蛋的充饥功能;一个艺术家可能会看到鸡蛋的光线与形态,也许会想到雕刻鸡蛋壳的高超艺术;而一个企业家可能想到的是这个鸡蛋的孵化带来的经济效益……面对同一个事物,不同的人想到的可能是不同学科或不同领域的问题,对于同一个简单的问题的不同方向的思考,也是跨学科的一种方式。这种对单一对象和问题的跨学科思考可能比对本身即是综合的对象和问题的跨学科思考更有意义。
在单一学科知识的学习中,允许学生的跨学科理解,事关国家创新人才的培养。课程改革的进程是逐步的、渐进的。课程中的跨学科内容不可能一步到位,甚至还会有一二十年的改革探索适应期。在今后及相当长的时间内,分科教学仍会占据大多数的教学课时。我们不能等跨学科的课程体系完全建立以后才开始自己的行动,在当前分科教学占大部分教学空间的情况下,我们要允许学生的跨学科理解。而要做到跨学科理解又需要我们让位于学生,重视学生的合作分享。
合作过程中会产生冲突,不同的冲突会产生针对多种问题的思考,针对多种问题的思考会形成学生的综合素养。分享会撞击出多种新的问题和智慧。通过分享不同的思考路径,呈现多样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学生会获得不同的思维启迪。美国教育家克洛威尔曾说:“未来的挑战不是技术,不是资源,不是责任心,是和学生一起去发现新的思维模式。”[9]
前文提到的“交往合作域的扩大”是指要有实质性内容的交往合作与分享,而不是走马观花式地扩大活动区域。我读大学时,党史课是三个班的学生在小礼堂里合上的,两年的课程学完了,我没有认识几个外班的学生。我们也参加过大型的会议,往往“合作域”还不如一个小型的集会。我们要注意,把学生放在一个教室里,并不一定能实现其“交往合作域的扩大”。一人主讲式的课堂中的“合作域”要远远小于互动分享式的课堂中的“合作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