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要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2025年3月25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成立25周年之际，“‘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教育’暨中美教育大家对话”在北京举行。活动特邀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托马斯·贝利（Thomas Bailey）教授展开学术对话，畅谈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教育交流既互鉴又共生的百年历程。该活动既致敬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教育交流的世纪传统，也彰显了“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传播中国教育智慧”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实践价值。《中国基础教育》编辑部将此次对话内容进行独家报道，以飨读者。
对话嘉宾：
顾明远，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托马斯·贝利，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第十一任校长，美国国家教育科学院院士。
主持人：
程贺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和跨文化研究系兼职教授。
百年纽带：在深厚联结中实现教育的双向滋养
主持人：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中国教育研究中心于2000年由曾满超教授创立，现在已成为美国高校中极具影响力的学术研究与国际教育交流平台。两位先生是中美教育交流的推动者和重要见证人，能否请两位分享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教育交流的珍贵回忆？
顾明远：
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教育交流渊源深远。最早一批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先驱，如陶行知、蒋梦麟、陈鹤琴、张伯苓等，均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交流学习。他们不仅带回了先进教育理念，更身体力行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胡适等人力邀杜威、孟禄来华传播现代教育思想。其中，杜威在华停留长达两年两个月零十天，孟禄亦多次访华。他们倡导的民主教育理念，包括尊重儿童天性、重视平民教育、关注女子教育等，对中国教育影响深远，至今仍在延续。
新中国成立后，双方联系虽一度中断，但改革开放后迅速恢复且日益紧密。1980年，中国教育部特邀哥伦比亚大学胡昌度教授赴北京师范大学讲学，胡教授不仅为学生讲授比较教育课程，还为高校教师开设比较教育方法论进修班，极大地激发了师生研究比较教育、建设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热情。此后，进修班的老师们在王承绪、朱勃教授的指导下，于1982年编写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比较教育课本。这本书沿用40余年，今年已修订第六版。
1986年，曾满超教授以斯坦福大学博士生身份访问北京师范大学，由此开启了我们的友谊。曾教授入职哥伦比亚大学后，双方合作更加频繁。2000年，曾教授创立中国教育研究中心后，双方建立起更专业化、制度化的合作纽带。曾教授热衷于中美教育交流和中国贫困地区教育援助项目。他创办了“中国经济与教育基金会”，为教育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以及来华的美国学者提供资助，为中美教育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托马斯·贝利：
我仍清晰记得2020年在中国教育研究中心20周年庆典上与顾先生的线上交流。今天能在此相聚，我深感欣喜。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于1999年直接聘请曾满超教授担任系主任，这在当时实属罕见，但考虑到他卓越的领导力，这一任命并不意外。次年，他便创立了中国教育研究中心。
主持人：
曾满超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创立中国教育研究中心并非偶然，其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贝利教授，您如何评价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独特的联系？
托马斯·贝利：
这是一段持续了百年的缘分，我认为它有三重特质：其一，深厚的联结。自1911年起，“中国现代大学之父”郭秉文、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张伯苓、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蒋梦麟等先驱相继赴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归国后成为教育机构领导者与奠基人。而杜威，这位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哲学家，正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与中国建立联系的核心人物。他倡导的体验式教育、跨学科教育原则，至今仍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体系的基石。其二，双向互惠性。这段关系绝非单向的知识输送。杜威本人在华经历（1919-1921年）深刻重塑了他的学术思想，其“教育即生活”理论的形成便深受中国实践启发。这种双向滋养极为罕见——多数国际交流仍以单向为主，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与中国的互动始终强调互惠。如今，大量中国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学习，他们持续为这种双向交流注入活力。其三，以教育推动社会改良的共同理念。如满超教授常强调的，我们共享通过教育促进社会公平的愿景，即关注弱势群体教育机会，用教育破解社会不平等。这种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既根植于杜威思想，也源自我们与中国的百年合作。因此，这段关系的本质在于：教育应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这也正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与中国教育百年对话的理论根基。
顾明远：
我十分认同贝利教授的观点，我们的交流确实是双向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如杜威、孟禄等，对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且延续至今。就个人经历而言，我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渊源也颇深：其一，我们学生时代便系统学习杜威、孟禄的教育思想。杜威在华讲学两年多期间完成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至今仍是经典。北京师范大学也曾邀请杜威教授来校演讲。其二，新中国成立后双方交往持续深化。1983年，胡昌度教授推荐其学生迈克尔赴北京师范大学访学，由我负责接待并介绍中国教育现状；1986年，曾满超教授访问北京师范大学期间，我介绍当时在斯坦福大学求学的闵维方与他结识。闵维方后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与曾教授长期合作推进世界银行教育扶贫项目。我曾多次访美考察高校，发现美国学界对中国教育认知普遍匮乏。正因如此，中国教育研究中心通过接收中国留学生与学者，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现状，这有力印证了教育交流的双向性与互鉴价值。
深化理解：以生动实践书写应对未来挑战的新叙事
主持人：
回顾历史后，让我们聚焦当下与未来。2020年疫情期间，我参与了一场由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哈佛大学等机构举办的线上国际研讨会。顾先生当时提出“教育是和平的种子，国际理解的桥梁”。这句话如炬火照亮无数人的迷茫，让我重燃教育信念。此理念与杜威、孟禄的思想一脉相承。当今世界充满动荡，年轻人需面对升学、就业之外的深层焦虑。恳请两位学者分享智慧：教育应如何帮助学生应对快速变化与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
顾明远：
当前世界确实面临诸多挑战，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以及新兴技术对教育的冲击。应对之道在于回归教育本质—“培养人”。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报告中倡导的，我们应秉持人文主义教育观，培养青年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文化和社会多样性，以及为建设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实现团结和共担责任的意识。教育交流能有效促进相互理解。当今世界，许多冲突正源于不理解。通过教育对话，我们既增进双向理解，也在青年心中播撒和平种子。令人欣喜的是，程贺南教授已接替曾满超教授，继续推动中国教育研究中心与中国的合作。我期待未来双方不仅联合培养学生，更能针对现实议题举办研讨会，助力中美教育共同应对瞬息万变的全球挑战。
托马斯·贝利：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允许我补充两点：第一，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所做的努力，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学界对中国教育的认知，这是曾满超教授的历史性贡献；第二，杜威1919-1921年的中国之行不仅影响了中国，更促使他归国后创立了全美首个国际教育项目。该领域至今蓬勃发展，印证了双向互惠的永恒价值。我们由衷感谢中国对杜威思想的滋养，这种影响至今铭刻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基因中。
关于未来挑战，我认为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时代。学生今日所学技能可能在5年后过时，人工智能的进化速度远超预期。因此，教育必须承担新使命，即培养适应未知的能力。为此，我们需要重溯杜威105年前提出的三大原则：第一，跨学科整合，打破学科壁垒应对复杂现实；第二，开展体验式教育，通过实践深化对仅靠课堂无法真正掌握的知识的认知；第三，打造终身学习生态，教师需持续更新知识体系，关键是保持与真实世界的动态联结。较为理想的模式应是学生、教师与行业专家三方协同，共同探索解决方案。这种理念既承袭杜威思想，也贯穿我们与中国教育界的合作传统。教育应当成为社会进步的基石，更是和平与理解的纽带。当今世界对此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迫切。
改善世界：平民教育、大众教育的当代价值
主持人：
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同期教育家均曾留美，归国后不约而同扎根中国乡村：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开展10年平民教育实验；陶行知创办南京晓庄师范探索乡村教育；梁漱溟于山东邹平推进乡村建设。彼时中国四亿人口中80%为文盲，此现实驱使他们投身平民教育。晏阳初的“定县模式”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推广案例。他们的教育理念服务大众，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促进公共利益”的宗旨高度契合。请两位分享一下对平民教育、大众教育当代价值的见解。
托马斯·贝利：
若问国际平民教育理念是否仍具当代价值，我的回答简短而坚定：当然有！当今全球仍有大量文盲人口，各国虽投入巨资改善，但远未达理想状态。我们亟须发展高效教学模式—重点聚焦农村地区，同时普遍适用于所有区域，这是扩大教育普惠的关键。为此必须培养更多教师，并通过系统化培训提升其专业能力。简言之，我们始终秉持“以教育改善世界”的定位。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可实现教育效果的倍增效应。此外，体验式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对师资培养至关重要—唯有实践才能锻造教师的技能与信心。当然，城市教育的资源分配与公平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而破解之道仍在于以创新方法培养教师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
顾明远：
在此简要分享我的观点。晏阳初先生致力于通过教育改造中国社会，其倡导的平民教育与大众教育思想在河北定县实验中付诸实践。尽管该实验因抗战中止，但其教育普惠理念对中国教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值得关注的是，我国1985年启动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程，正是对先贤教育理想的当代回应。我有幸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起草研讨，当时学界存在“先普及小学教育”或“直接推行九年制”的争论，最终党中央决策层基于长远考量决定实施“普九”。经举国努力，中国成为全球9个人口过亿国家中首个且唯一全面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国家。这意味着农村与贫困家庭子女得以突破经济桎梏，获得完整基础教育，某种意义上实现了陶行知、晏阳初等先辈的夙愿。但放眼全球，贫困失学儿童仍占相当比例。这凸显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意义。我认为，除经济合作外，中国应系统介绍中国的教育经验与智慧，如教育减贫经验等。
主持人：
感谢精彩分享！请允许我补充两点关键信息：第一，有关中国教育经验的全球叙事构建。晏阳初先生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教育故事的先驱，其定县实验成果曾推广至全球50余国，不仅验证了中国教育模式的可迁移性，更证明优质教育实践具有超越国界的价值，能真正造福全人类。第二，关于教育传承中的女性力量。需特别提及晏阳初夫人许雅丽女士，她于1919年入读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女子体育教育专业，1921年学成归国后，随即赴上海创办女子体育教育项目。此举打破了当时中国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桎梏，堪称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破冰壮举。先驱者们以勇气拓荒、以智慧铺路的精神，正是激励今人接续教育革新的火炬。
促进公平：构建包容有爱、激发潜能的教育生态系统
主持人：
教育公平是各国教育的核心议题。学生中的处境不利群体（如少数族裔、长期居住在偏远乡村的学生）在融入精英大学、私立院校或社区学院时面临年龄、文化背景、成长环境等多重差异，教育系统应如何应对此类差异性？
托马斯·贝利：
这确实是我们关注的教育核心议题。美国多元化的教育机构，如社区学院、职业技术学校等，最初正是为弱势群体拓宽高等教育通道而设计，但在实践层面仍面临巨大挑战。我认为实现教育公平须从两个方面突破：第一，强化资源保障。首要任务是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建立与差异性需求匹配的支持体系。第二，培养教师文化胜任力。需要发展教师诊断与响应多元文化需求的能力。以纽约市拉瓜迪亚社区学院为例，其学生群体涵盖134种母语背景。这要求教师具备诊断、应对学生差异的能力，而非强求同质化。简而言之，教育公平绝非简单的提供均等机会，而是通过差异化支持实现实质正义。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厘定“优质教育”的内涵：并非将精英标准强加于所有人，而是构建能激发多元文化背景学生潜能的教育生态系统。
顾明远：
我十分认同贝利教授的观点。我常说，“教育是一项仁爱的事业”“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必须将爱播撒给每一个孩子。诚然，部分孩子属于弱势群体或少数群体，需要给予特别关注。在中国，汉族是人口最多的民族，占比90%以上，因此我们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公平，在具体实践中有多种举措。例如：建设师资流动机制，鼓励发达地区优秀教师赴教育资源薄弱地区支教；进行专项教育支持，在北京等教育资源富集城市设立定向培养项目；推广差异化育人理念，践行“教书育人在细微处”，要求教师以开放包容之心观察每个孩子的特质，助其融入集体。总之，核心宗旨始终是将教育之爱倾注于每个孩子，尤其是弱势群体。
主持人：
感谢两位的深刻洞见！正如顾先生所言，教育本质是仁爱的事业，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今日的分享会恰是一场关于爱与希望的传递。愿我们：以教育为炬，传递光明；以仁爱为帆，滋养未来！
（本文内容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生焦艺鸿根据现场录音初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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