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亚星 华东师范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廉洁文化与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学负担。事实上，为教师减负的步伐多年来从未停下，也并非没有政策举措。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教师减负究竟难在哪里？堵在哪里？需要将这个教育问题置于更大的系统和环境中审视。今天，中国教育报推出系列评论第二篇，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对教师减负问题的建议提醒我们，要重视教师负担过重的外部问题。比如，“指尖上形式主义”当下逐步成为加重中小学教师负担的重要原因，饱受诟病。
2023年1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强对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政务公众账号和工作群组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然而，一些地方依然以命令式、强制性规定或者通过积分排名、设立优秀组织奖等方式，要求中小学教师下载APP、关注微信公众号、加入微信群、参加网络答题和考试，并通过电脑PC端、手机APP、微信工作群等多种载体平台发布工作通知。对此，中小学教师不仅要落实上报，还须实时关注、随时查看。强制使用、过度留痕、多头填报等，导致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还有一些地方将政务类APP或公众号的涨粉需求，以及各类评比任务，通过家长群转嫁给学生家长，甚至将微信点赞、下载登录APP人次、网络投票参与率作为中小学校和教师评优的依据，加重了中小学教师和家长的负担。不同条线的技术平台缺乏整合、各自为政，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教师的时间和精力。这些问题让中小学教师群体逐步陷入“指尖上的被考核—应付考核”的怪圈。
有效遏制“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蔓延趋势，为一线教育工作者创造适合发展和成长的良好生态，把中小学教师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协同发力。
从宏观理念来看，要坚持运用法治思维，用法律手段给中小学教师解绑、减压。一些地方教师减负不到位、不彻底，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地方公共部门用“减负文件”落实“减负文件”，以出台相关文件、规定、制度来解决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结果是负担不减反增。面对纷繁复杂的技术性摊派事务，各地行政主管部门须衡量做法是否合理合法。在遵守法律规定、尊重法治精神、遵循法治逻辑的前提下，坚持以法治思维来谋划、以法律规范来实施、以法治标准来评价，运用好专项整治、技术监测、典型案例等工作成果，切实减去“指尖”负担，持续形成防治合力，以此实现中小学教师减负的目标。
从中观政策来看，要建立科学多样的考核激励体系，逐步规范任务清单的准入标准。在充分尊重中小学实践的基础上，既要充分发挥移动互联网技术在中小学治理中的作用和效能，又要尽量减少或谨慎使用技术刚性较强的考核体系，构建立体化、多样化的技术运用考核体系，有效突出数字化运用的正向激励作用。秉持“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工作路线，不以线上平台上传资料和报送数据作为考评标准，不以建立线上平台作为推动工作任务的主要方式。同时，规范技术平台主要载体的进入标准，该合并的合并，能精简的精简，让更多的中小学教师从电脑、手机中解脱出来，回归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
从具体实践来看，要完善常态化的监督机制，推进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的透明管理。短期来讲，通过顶层设计建立健全统筹管理、审核备案、评价反馈、清理退出等机制，压实教育主管部门、中小学校管理者等“关键少数”群体的监督责任，把对“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日常监督做到实处、落到细处。提升社会监督的问责效力，建立健全正规且畅通的问题反馈渠道，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防止乱作为、滥作为，切实为中小学教师的正当权益撑腰。从长远来看，各地教育主管部门要建立完善常态化监管措施和长效工作机制，切实构建“主体责任—属地责任—监管责任—监督责任”的闭环链条，对于前一轮整改后的新问题迸发保持一定的警觉性和敏感度，严格遏制“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反弹回潮和隐形变异。如此，才能真正提升教师的获得感、幸福感、成就感，为基层一线教育工作者真减负、减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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